2019-06-16 19:13:52新京報 記者:趙朋樂 劉思潔 編輯:郭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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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光榮云南往事:落馬前得意之作被停止開發

2019-06-16 19:13:52新京報 記者:趙朋樂 劉思潔

“(白恩培、秦光榮主政期間)不會跑的、不會送的、不會弄的,在云南沒有生存空間。”

楊維駿最后一次在私人場合見到秦光榮,是秦光榮以云南省委書記的身份,代表省委省政府給他拜年。


秦光榮上任后,這位“反腐愚公”,云南省政協原副主席,曾向他反映云南晉寧強征基本農田的問題,沒有回復。


楊維駿認為:“這暴露了他本質上和白恩培是一伙的。”


分道揚鑣前,兩人是昆明市金牛小區的鄰居。白恩培卸任前,“上面”征求老干部對省委書記繼任者的意見,楊維駿支持了秦光榮,而非白恩培力挺的仇和。與多家媒體報道相反的是,楊維駿告訴新京報記者,他并沒有實名舉報過秦光榮。


2011年11月29日下午,云南省委九屆一次會議選舉了13名省委常委,秦光榮當選為云南省委書記。


8年過去,當時當選的省委常委,已有4人落馬:除秦光榮外,還有時任省委副書記仇和、時任省委宣傳部長,后任昆明市委書記的張田欣,以及時任副省長,后任省委秘書長的曹建方。


此外,秦光榮的前任,在秦先后擔任云南省委組織部長、政法委書記、常務副省長、省長期間擔任云南省委書記的白恩培,也已落馬,并被判處死緩,減為無期徒刑后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。最近6任云南省委書記,有一半出事。


“(白恩培、秦光榮任省委書記期間)不會跑的、不會送的、不會弄的,在云南是沒有生存空間的。”2019年5月16日,一位要求匿名的云南省委干部告訴新京報記者。


秦光榮擔任云南省長期間的省政府副秘書長陳云生,在接受云南省紀委監委、云南廣播電視臺聯合制作的紀錄片《激濁揚清在云南》劇組采訪時則表示:“(我)把會來事兒,揣摩領導心思當作自己的主要工作。”


2014年10月,秦光榮調離云南,改任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,2018年3月換屆卸任。


2019年1月,《激濁揚清在云南》有這樣的解說詞:“云南的政治生態卻不像自然生態一般秀美。”2013-2018年,云南省紀委立案省管干部280人,其中,2013年15人,2014年41人,2015年56人,2016年31人,2017年63人,2018年74人,查辦廳級干部和處級干部人數位居全國前列。


云南省紀委每年立案省管干部的數量,正是以秦光榮離任的2014年作為轉折點。 《激濁揚清在云南》截圖


新京報記者注意到,云南省紀委每年立案省管干部的數量,正是以秦光榮離任的2014年作為轉折點,2014年之后較之前增長了一倍以上。


這部紀錄片還記述,2017年與(秦光榮在任的)2012年相比,云南省“三公”經費、會議費、培訓費降幅達50%。


2017年與2012年相比,云南“三公”經費、會議費、培訓費降低了一半。  《激濁揚清在云南》截圖


“反腐愚公”識破他也費了些功夫


2011年8月25日,在調任云南12年后,秦光榮從云南省長升任省委書記,接替調任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的白恩培。


據云南網報道,第二天,秦光榮走出省長辦公室,逐層看望省政府辦公廳工作人員,打招呼、寒暄、握手,并對大家說:“我要換個地方辦公了,謝謝大家多年來對我的關心支持。”


在日常工作中,秦光榮喜歡表現出和善的一面。


一位曾在云南省委辦公廳工作的處級官員告訴新京報記者,平時工作中很少有機會和秦光榮直接接觸,但秦光榮擔任省委常委、常務副省長的時候,見到他還叫出了他的名字,并表示以后多參加他組織的活動:“給人感覺是非常平易近人,沒有架子。”


上述要求匿名的云南省委工作人員表示:“秦的行事比較含蓄,低調處理,平時如果某崗位要換個人,他都會找個讓人接受的方法。”


但多位與秦光榮有過接觸的云南省委工作人員認為,秦光榮很多面,表面上他很和善,實際上和白恩培是一樣的。


曾經和秦光榮做了多年鄰居的楊維駿也認同這種觀點:“秦光榮的執政風格,表面溫和,實際上是政治投機分子。”

 

97歲的楊維駿曾實名舉報白恩培和仇和,被稱為“反腐愚公”,但他對秦光榮也經歷了一個認識過程。


楊維駿離休以來,一直作為一個退而不休“挑刺找茬”的另類官員存在。 新京報記者 吳江 攝 


與多家媒體報道相反的是,楊維駿告訴新京報記者,他并沒有實名舉報過秦光榮。


秦光榮擔任云南省委書記之前,兩人在金牛小區的住所只隔了四五棟,私下里有接觸。一位曾與秦光榮夫婦有接觸的云南政界人士告訴新京報記者,秦光榮大約2004年搬進這里,時任省委常委、常務副省長。


楊維駿對上游新聞表示,因住在一個大院里的關系,最開始他和秦光榮關系還不錯。


秦光榮擔任云南省長剛過一年,2007年12月,仇和從江蘇省副省長調任云南省委常委、昆明市委書記。在白恩培的安排下,仇和住進了白恩培的前任省委書記住過的房子里。


楊維駿告訴新京報記者:“白恩培特別重視仇和,他是市委書記,應該住在市委區域……一個副部級官員,享受著正部級干部的房子,這讓很多級別跟仇和一樣的官員對他有很大的意見。” 


仇和的工作風格和秦光榮完全不同。上述要求匿名的云南省委工作人員告訴新京報記者:“仇和到處是刺,一有事情馬上開炮。”


由于白恩培對仇和的偏愛,兩人工作風格的差異,加上白恩培臨近退休卸任,省委書記一職即將空缺,秦光榮和仇和的關系愈發緊張,但即便如此,秦光榮仍然保持了基本的體面。


仇和執政昆明整一百天時,當地一家報紙做了一份特刊,細數他給昆明帶來的種種變化。一位對仇和做過深入報道的媒體人告訴新京報記者,秦光榮看到報道后,頗為不悅,但他沒有直接表露,而是讓另一位省委領導帶話給報社,說“盡管報道很客觀,也很真實,但還是盡量低調些”。


楊維駿向新京報記者回憶,白恩培卸任云南省委書記前,“支持秦光榮繼任的人更多些,支持仇和的比較少”。另據鳳凰網報道,當時白恩培希望仇和接替他,在上面征求意見時,楊維駿沒有支持仇和,而是支持了秦光榮。


這場競爭的結果是:秦光榮升任云南省委書記,接替白恩培,三個月后,仇和升任云南省委副書記,不久卸任昆明市委書記。


《南方人物周刊》引述云南大學教授石鵬飛的觀點:仇和對于自己離開昆明市委書記的崗位,遺憾不甘心,“覺得自己的抱負沒有實現,是一種孤獨的離開”。


秦光榮當省委書記沒多久,昆明發生了一件執法失當的事件,楊維駿把這件事反映給秦光榮。秦光榮當著楊維駿面,打電話給一個副市長制止。但楊維駿補充道:“這問題不是一次性的,他也只出面制止了一次。”


之后,秦光榮搬離了金牛小區,搬到了5公里外的桂圓小區,住進更大的歐式風格別墅。擔任省委書記近5年,他只在一年春節時代表省委省政府來看過楊維駿一次。


那也是5年間兩個老鄰居唯一一次私下見面。


2012年12月,昆明市原晉寧縣晉城鎮貼出公告,稱“古滇名城”項目在該鎮擬征地14933余畝,涉及廣濟村等12個村。


楊維駿向新京報記者介紹,這個項目以低于市價的補償款強征上萬畝基本農田。他曾寫材料向秦光榮反映這些問題,但秦光榮沒有答復。楊維駿認為:“這暴露了他本質上和白恩培是一伙的。”


2014年10月14日,這個項目推進過程中曾爆發激烈沖突,造成8人死亡。值得玩味的是,這天正是官方公布秦光榮調離云南的日子。


6年多過去,2019年5月22日,新京報記者在“古滇名城”發現,這個被秦光榮認為能夠保護傳統文化,開發昆明旅游資源的項目,實際上變成了一個旅游房地產項目,有房地產商打出了“瞰滇山海洋房”的宣傳口號。


“古滇名城”里的別墅群。 新京報記者 劉思潔 攝


寄予厚望的項目,落馬前被停止開發


“山水田園一幅畫,城鎮村落一體化,城鎮朝著山坡走,田地留給子孫耕。”2011年1月,云南省政府第52次常務會議上,秦光榮提出了自己的云南建設思路。2013年5月,這28個字還被他寫到了筆記本上,向鳳凰衛視記者展示。


他要按照自己的思路治理云南。


“他是個庸官,碌碌無為。”上述要求匿名的云南省委干部并不認同秦光榮的才能,秦光榮主導的“山地城鎮”也叫“城鎮上山”建設恰巧證明了這一點。


上任省委書記前,秦光榮在省政府常務會議上講話,再次重申了上述28個字。他表示,城鄉規劃指導思想,要以“山地城鎮”建設為主。


秦光榮認為,云南94%的國土面積是山區,地質和氣候條件復雜,受地形限制和環境承載力制約,難以大規模聚集人口和生產要素,不具備開辟眾多規模型城市的條件。發展中小城市和特色鄉鎮,有利于科學定位云南各類城市,完善布局;有利于保護獨特的民族和區域文化;有利于避免現代“城市病”,建設山水田園城市,保障群眾生活質量;有利于發揮特色資源和傳統產業優勢。


大理的海東新區是秦光榮寄予相當大期望的項目。


海東新區位于洱海東岸,與大理古城隔湖相望,開發前是一片荒涼的低丘緩坡山地。


據云南網報道,早在2006年5月,秦光榮還在做省委常委、常務副省長,距離他接任省長還有半年的時候,他就對海東新區建設指示道:“要像上海突破浦東一樣突破海東,‘十一五’大理市的城市建設重點要放在海東。”


2013年5月,接受鳳凰衛視采訪時,秦光榮更表示:“按照規劃,到2025年,洱海以東將形成一座30平方公里、可容納25萬城市人口的山地新城。”


一位長期觀察云南政情的人士透露,海東新區相關投資公司一位楊姓高管的父親,是秦光榮的童年好友。


海東新區開發之初就有爭議。


“在大理人心目中,海東是荒涼的代名詞。”2014年6月,秦光榮被調離云南前4個月,大理州政協副主席、海東開發管委會主任楊志東在接受《中國經濟時報》采訪時,回憶之前的情況時說,山地城市開發建設成本高,而且海東就是一片荒涼地,生態功能也十分薄弱,把山地開發了是否會破壞生態環境,生態環境改善需要高投入,開發后會有好生態嗎?會不會像其他一些地方一樣形成“鬼城”、空心城?


似乎楊志東一語成讖,目前海東新區幾乎是一座“空城”。


新京報記者在當地了解到,項目開發因保護洱海而被叫停一年多。不少人已經買了房子,但無法交房。


在海東新區,別墅區離洱海距離只有數百米,“海景房”成為開發商賣房的一大宣傳點。除了少部分湖景別墅完工后有人居住,大部分公務員小區、公租房、商品樓還無法入住。工地基本停工。


云南大理海東新區,不少樓盤已經停建。 新京報記者 趙朋樂 攝


2015年10月,大理市政府遷到海東新區,當地人表示,公務員每天坐小巴往返市區和辦公地:“辦事太不方便了,平時很少有人來這里。”


2013年8月15日,時任曲靖市市長、政協主席出席了一個“城鎮上山”項目的奠基儀式,曲靖市麒麟區委書記致辭時表示:“希望……將該項目打造成為曲靖‘城鎮上山’的精品工程、樣板工程、示范工程。”但實際上,這個項目建起來的都是豪華洋房。


上述要求匿名的云南省委干部告訴新京報記者,秦光榮的想法他研究過,不可行,云南地勢陡峭,老百姓本來就住在山上,能開發的都開發了:“我的看法是秦光榮不外乎是在這個過程中把自己需要的土地調出來。”


2019年全國“兩會”期間,云南省長阮成發在接受《人民日報》記者采訪時表示:“停止海東新區開發建設,下大力氣解決好洱海周邊房地產過度開發、旅游無序發展、產業結構不優、全流域治理不夠等難題,給洱海留出足夠的生態環境空間。”


秦光榮寄予極大期望的項目,在他落馬前畫上了尷尬的句號。


秦光榮還提出了“兩床被子”政策。“兩床被子”是指讓進城農民兼具農民和居民兩種身份。農民進城可以保留耕地五年,如果能適應城鎮生活就放棄耕地。


上述要求匿名的云南省委干部告訴新京報記者,“兩床被子”政策雖好,執行過程中就變了樣:“‘大躍進式’設城鎮人口轉化的指標,利用行政手段來提高城鎮化率,采取各種方法把農民騙到城里……農民有了城鎮戶口但是沒有就業,在農村也沒有地了,農民怨聲載道。” 


2015年3月,秦光榮調離云南不到5個月,CCTV《焦點訪談》便報道,云南推進城鎮化過程中變了味,有些基層政府為了盲目的完成攤派指標,強制村民轉城市戶口,一些村民甚至對自己被轉戶口毫不知情,轉城鎮戶口后生活方式、待遇也沒有改變。


報道顯示,當時云南城鎮化指標層層攤派,普洱全市“農轉城”(農村戶口轉城市戶口)指標10萬人,下轄的墨江縣指標為14900人,墨江縣下轄的聯珠鎮指標為2620人,最后指標到村委會為98人。


秦光榮主政時期,云南將城鎮化指標層層分配。 CCTV《焦點訪談》報道截圖


“湖南商人開始變多了”


升任省委書記一個月后,2011年9月,秦光榮在云南省委常委擴大會議上說:“凡是打著我的牌子和我親戚朋友的牌子,到各地各部門辦事的,即使能辦的事情也一律不辦!請各位領導、同志和社會各界對我進行監督。” 


同時,他告誡各級領導干部要把住“親情關、人情關”,嚴格自律。


“我將始終牢記‘兩個務必’,堅持權為民所用,情為民所系,利為民所謀,堅持‘為民、務實、清廉’,清清白白做人,干干凈凈做官,踏踏實實做事。”秦光榮說。


但一位在云南經商20年的商人觀察到,自從秦光榮主政云南,云南的湖南商人開始變多了。


秦光榮正是湖南人,生在永州(原稱零陵),從零陵地委宣傳部干事做到湖南省委常委、長沙市委書記,1999年1月調任云南省委常委、政法委書記。


早在秦光榮擔任長沙市委書記時,長沙晚報記者龍鋼躍曾炮制過一篇題為《市委書記的家風》的報道,稱秦光榮“客廳只有十來平米,辦公桌是兩床被子疊起來的,逢年過節去看望一位孤寡老人,來敲門的客人大多是不相識的普通群眾”。


后來,龍鋼躍扶搖直上,擔任長沙市委宣傳部副部長。


2018年11月8日,長沙市紀委監委官方微信公號“廉潔長沙”發布消息,龍鋼躍存在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、廉潔紀律等問題,且在黨的十八大之后不收斂、不收手,尤其是在2018年4月20日省市開展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突出問題專項治理后,仍收受紅包禮金,經市紀委常委會研究并報市委常委會審議,決定免去龍鋼躍中共長沙市委宣傳部副部長職務,并對其涉嫌違紀問題進行立案審查。


許雷和蔣政江是因秦光榮而受益的湖南商人的代表。


5月24日,云南省紀委監委網站發布消息,云南省城市建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(以下簡稱“云南城投”)黨委書記、董事長許雷涉嫌嚴重違紀違法,主動投案,目前正在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。


一位接近許雷的商人告訴新京報記者,5月15日后,許雷就已經失聯。


上述商人告訴新京報記者,許雷和秦光榮是湖南老鄉,秦光榮和云南城投交好,在秦主政云南期間,云南城投承建了秦光榮力主的多個項目,比如昆明滇池國際會展中心,還涉足海東新區的開發。


新京報記者通過天眼查獲悉,云南城投為第一大股東,持股34.87%的上市公司云南城投置業股份有限公司,100%控股了云南城投海東投資開發有限公司,該公司成立于2010年,秦光榮時任云南省長。


據《廉政瞭望》報道,2003年初,云南文山州都龍錫礦在改制過程中,以增資擴股形式被賤賣,一家地產公司以1900余萬元控制了這個潛在價值數千億元的礦產企業。時任文山州委書記張田欣,在這個全球第四大錫礦國企的改制中起了關鍵作用。


2014年7月,張田欣被“斷崖式”降級,開除黨籍,降為副處級非領導職務。在紀檢部門的公開通報中,張田欣落馬的原因是“失職瀆職造成國有資產損失,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謀取私利,其行為構成嚴重違紀”。


上述要求匿名的云南省委干部告訴新京報記者,那家地產公司的董事長蔣政江,是時任云南省委常委秦光榮的“異姓兄弟”。不過,一位熟識蔣政江的商人則表示,他和秦光榮只是湖南永州老鄉。


多個信源稱,見到過蔣政江在秦光榮家吃飯。上述熟識蔣政江的商人表示,蔣政江曾放下工作,去接秦光榮的妻子“黃姐”。


蔣政江目前去向不明,一名湖南媒體人表示他已被留置,而上述熟識蔣政江的商人表示,蔣政江在反腐風暴之前離開,目前在加拿大。


除了同鄉,秦光榮也有老下屬卷入貪腐之中。


陳云生是秦光榮擔任云南省長時的省政府副秘書長、接待辦主任,在接受《激濁揚清在云南》攝制組采訪時,他毫不掩飾地說:“下屬單位逢年過節都要來慰問自己……把會來事兒,揣摩領導心思當作自己的主要工作,久而久之,記住的都是那些沒有送錢的同事。”


調任云南省計生委主任后,陳云生更加肆無忌憚,向同事索賄達300多萬元。


調任云南省衛計委主任后,陳云生大肆索賄。 《激濁揚清在云南》截圖


2018年4月13日,陳云生涉嫌嚴重違紀違法,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。


卸任省委書記前,秦光榮對反腐有“高論”。


2014年7月底,云南省委中心學習會議上,秦光榮曾對全省官員提出要求,要他們以人為善,不能因為一點自身利益就舉報,自身清白干實事的也不要怕被舉報:“云南100封舉報信,可能6封是實的”。


發表上述言論三個月后,2014年10月,秦光榮被調離云南。


2018年11月27日,在香港上市的華融投資發布公告稱,由于個人原因,秦嶺已辭任董事會主席及執行董事。據《中國經濟周刊》報道,秦嶺正是秦光榮的兒子,當時已經被抓。


六個月后,秦光榮選擇投案。


新京報記者 趙朋樂 劉思潔 實習生 向成之 徐丹

編輯 郭琛

校對 李銘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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